吴肖明（农工党宁波市委会秘书长）
有一次，农工党省委会机关蒋玉龙部长告诉我，有一位宁波北仑小港籍的农工党先贤，名叫夏高阳。于是，我马上进行百度搜索，查到了一些零碎信息。夏高阳先生曾任民国诸暨县县长、温岭县县长，后在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工作直至离休。之后，我联络夏氏后人，联系上海农工党及诸暨、温岭等地，寻找相关资料。由于当时保存下来的材料很少，上海农工党几乎提供不出夏高阳的相关材料。2021年3月，我随同农工党宁波市委会主委陈为能专程赴小港新权村，寻访先贤故居，并与夏氏后人进行座谈。现将有关材料作系统整理，以期尽可能还原夏高阳先生生平概貌。
夏高阳（1914～1996.11.6），汉族，浙江省镇海县崇邱乡夏度岙人（今为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新权村）。先生青年时期就崇尚革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32年就读上海中法学堂，期间因积极参与筹建“抗日救国会”，而被迫离校。1933年上海政法学院专修科肄业。同年由章伯钧（后任农工党中央主席）介绍至庐山军官训练团，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及暑期训练团速记员。1934年任武昌陆军整理处速记员兼图书管理员。1936年任广州行营速记员。1938年任龙游浙江抗日游击干训班教官、浙江防空司令部秘书，时在报上发表“东南抗战十策”一文，引起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注意，是年9月任诸暨县县长。在任职期间，先生颇有建树，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惩治破坏联合抗日的特务分子，支持共产党和农会推行“二五减租”，积极兴修水利，禁止赌博，深得民心。1939年3月31日，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应邀在诸暨枫桥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团结抗日的演讲，先生亲自迎送和负责保卫工作。
先生的遗作中，记录了有关周恩来在枫桥演讲的往事。1939年，先生任浙江省诸暨县县长，接受中共地下中心县委的领导。时年春周恩来来浙东，表面理由是去绍兴原籍省亲，实际上负有中共的重要使命。当先生知道周恩来将从绍兴取道诸暨回金华时，就同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密议，一致认为诸暨是中共在浙江的红色堡垒，周恩来经过诸暨，一定要让革命群众同他见面，以鼓舞民心士气。但考虑特务也必然严密监视，想尽办法干扰破坏，弄得不好会使中共地下党付出血的代价。最后，先生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以便调虎离山。先生一面放出风声，要在县城欢迎周恩来，叫人贴出欢迎标语，并在广场上搭台拉横幅。特务见状深信不疑，就睁眼竖耳、摩拳擦掌以伺。一面动员县政府政工队（中共领导下的一支合法力量，四分之三是中共党员）秘密发动革命群众到枫桥集中欢迎周恩来，并电话通知枫桥区区长祝更生（后任诸暨县县长、松阳县县长，策动武装起义。1956年加入农工党，历任农工党杭州市委会主委、农工党浙江省委会秘书长、专职副主委、农工党中央委员）做好准备，主持欢迎会。周恩来中午时分到达枫桥，集中在那里的群众达七八千人，情绪高涨。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深受感动，特别是中共地下党员见到了自己的领袖，人人热泪盈眶。滞留城里的特务闻讯，知道上当，徒唤奈何，懊丧万状。下午周恩来到达县城，先生只带了少数几个人去欢迎他。先生十分庆幸能够接待这位心仪已久的杰出政治家，尤其是能够悟于一室，亲聆其教诲，这也是先生毕生难忘的经历。
1941年，先生调任温岭县县长，至1943年5月止。先生在温岭期间，廉洁从政，发展教育，颇受好评。据《浙江省温岭中学校志》记载：1941年7月，夏高阳县长主持筹募七万金作为基金，进行立案圈地花山，拟另建新舍以为百年树人之基。1942年7月，夏高阳县长兼任温岭县中校长，而以县府秘书李树德为副校长兼中学部主任即教务长。温岭中学原来的校歌，歌词作者即为夏高阳。
1945年，先生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底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当时，先生在中苏文协工作，积极参与迎接中共代表团的鸡尾酒会，得到周恩来的称赞。先生的遗作中有这样的记录：“我敬罢毛主席酒，再去敬周总理的酒。轮到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叫了声周部长，他来诸暨时是政治部副部长。尽管时隔六年，他接触的人不计其数，他还是认出了我，正确的叫出我的名字，并同我握手道故。”
1946年，先生赴上海求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1947年3月，由李士豪（时任农工党中央执委、常委、华东局负责人、浙江省主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农林厅厅长、农工党浙江省委会主委）、虞键（时任农工党上海市委会组织部长，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介绍，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任农工党华东局委员。先生从事地下工作，利用自己的旧关系，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中共党员（其中有中共宁波市地下工委书记朱嘉铭），做国民党政府官员（其中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策反工作，并取得成功，为迎接上海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9年8月，先生担任农工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农工党上海市委会机关任职，历任农工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委员、农工党第一届上海市委委员、市委宣传处处长等职；其间，先生还先后受聘任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大夏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先生多次参加过农工党的全国干部会议、全国代表大会，其中1949年11月，参加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期间，先生与会议代表一起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0年，先生报名参加土改工作，任杨思区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直至1961年被摘帽。文革期间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68年3月被关押，1974年9月被释。1975年3月退休，1979年5月平反，1980年10月改为离休。先生在“反右”、“文革”期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终于得到彻底纠正。
1981年4月，先生被增补为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3月任农工党上海市委会代理秘书长，4月，当选上海市政协常委。1984年当选农工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及农工党中央委员。这使得先生青春焕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心国内外大事，经常发表有感而发的文章。在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尤其在担任市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积极参政议政，提出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意见和提案。在担任农工党上海市委会领导期间，积极关心农工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任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农工分会主任、政策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工沪讯》主编等职，指导具体工作。
先生对文艺亦有广泛爱好，擅长诗词写作，曾任上海诗词协会副会长。据《小港镇志》记载，他在赠老友镇海著名书画家蒋思豫（民革宁波市委会原顾问）的一首五律云：“斯人襟袍远，卜宅避尘嚣。门迎宝山日，楼听沧海潮。性情寄铁笔，书画领风骚。我亦囹圄客，无才愧对筲”。
先生历任农工党第六、七届上海市委副主委，农工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农工党第二、三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一、二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一、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1996年11月6日，夏高阳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