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育成 余姚基层委
引子：1978年，对国家来说，是改革开放元年，正是这一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对我个人来说，则是人生轨迹改变之年，也是这一年的10月，我进入浙江医科大学深造。
1977年夏天，社会上流传着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后来类似消息越来越多，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内部也不时传出，再后来消息正式刊登在报纸上：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当时的我，高中毕业3年多，在经历建筑工地做小工、城郊小学做代课教师后，正在余姚县茶场茶机修造厂做临时工。我家兄弟姐妹4人，都赶上了高考中断的那些年份，兄姐3人分别下农村、到农场、进工厂。按当时一户家庭只允许有一个孩子留城工作的规定，排行老四的我在父亲工作单位还是被定为支农对象（当时居委会的职能和现在不一样，像子女的就业问题等多由其家长工作单位负责解决）。支工没条件、支农心又不甘的我，参加高考成了不二选择。从当年10月21日高考消息正式公布，到11月中下旬参加由各地市自行组织的初试（宁波地区是11月20日），再到12月15日参加浙江省组织的统一高考，整个复习时间不到两个月（虽说之前已在看书复习，但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当时感觉最难堪的在于复习资料的匮乏和复习范围的茫然：手头仅有一些自己曾经读过的课本和几本大姐十几年前用过的初、高中教科书，更要命的是没有复习大纲。那时只要有书，翻开就看；只要有习题，拿来就做；不辨主次地记诵概念，不知轻重地练习作文。由于白天要上班，故除了少数几个休息日可全天复习外，大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挑灯夜读。
就这样近两个月后，我走进了高考试场。待高考分数线公布已到了1978年的1月中旬，那几天我的心情就像坐上了过山车：在上线的考生名单中，看到有自己的名字，无比兴奋；但在后来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中，发现自己的名字又不见了，万分沮丧。一问原因，招生办同志说我是支农对象，政审通不过。1977年，虽然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但不积极上山下乡，在政审过程中依然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坎。
面对现实，灰心失望一段时间后，我努力安慰自己：出局固然遗憾，但未必全是坏事，一是由于复习时间仓促，这次虽然上了分数线，但估计分数高不到哪里去，如被录取，也只能是专科一类；二是通过几次考试，发现了自己的知识短板，相信再经过半年的复习，可以考出一个理想的分数，从而进入一所心仪的大学。亲朋好友也来鼓励我，说现在各条战线都已经开始拨乱反正，所谓“支农对象不能报考”之类规定今后一定会取消。心态调整后，我的学习劲头又上来了。在家人的支持下，当年春节后，我放弃了来之不易的临时工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下一次的复习迎考中（1978年高考与1977年高考只相差七个月时间）。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考，比1977年的高考来的规范，也有了复习大纲。当我拿到由教育部编写的《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经对照才知道我需要的除复习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因为《大纲》中的不少内容基本不会，有的连听也没有听说过。于是当务之急就是收集整理与高考内容有关的书籍和资料，为此发动全家及托亲朋好友四处寻觅。有一天听说新华书店新到一套刚面世的书名为《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复习资料，将在第二天出售，我非常高兴。次日天刚蒙蒙亮，我就去书店，自以为早，但一到书店见已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排队了。有时遇到别人也要用的资料，则借来抄下后再还给人家。那时拿到一张附有解题过程及答案的试卷会特别高兴，往往先忙着把解题过程及答案处遮盖住，再让自己在规定时间内做完试卷，最后与试卷中的解题过程及答案一一对照，以衡量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答题速度。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东拼西凑、形色各异的书籍与资料中，我基本收齐了《大纲》规定的复习材料，也初步明白了相应的概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真正进入了复习。我的高中阶段起止时间是1972年2月至1974年1月（俗称高春班），当时的课程大多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等，大部分内容与高考不沾边，再加上平时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也占用不少时间，可以说，不少高考有用的知识是迎考这段时间自学得来的。
复习中也有“羡慕嫉妒恨”的时候，譬如有的部门技术性比较强、知识分子比较多，就会不时举办复习讲座，但只对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及家属子女开放。而我父亲所在单位是建筑公司，属于手工业局，就没有组织过类似讲座，我也没能享受这一福利。还有，家里当时也没有黑白电视机，要是有，也能收看高考复习辅导。于是对我来说，最适合自己的复习方式就是闭门修炼——一个公式一个原理地看，一道题目一道题目地解，这样学习的效率虽低些，但自学能力得到了锻炼。
尽管我自己为实现大学梦而日夜努力着，但第一次高考因“支农对象”而出局这个阴影始终在心里挥之不去，只能默默祈望1978年的高考录取政策中这一规定能取消。当后来得知社会上与我情况类似的人中也有不少在积极迎考，心里顿觉踏实些，因为这似乎也是政审条件到时会改变的预兆。但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的6月15日的《浙江日报》第3版“答读者问”栏目中的一篇文章，如同晴天霹雳，差一点把我的大学梦再次击碎。这篇题为《关于我省一九七八年高校中专招生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规定了几种不能报考的对象，其中“应该上山下乡而不去的知识青年（包括户口已转农村而本人未去的）不能报考”赫然在目。我父亲有每天看报的习惯，他看到这条规定后惊呆了，怕影响我的情绪，不敢马上告诉我。他找到单位领导，说四个子女中，已有一半去了农村（农场），这与那些家庭中子女还没有支过农的情况不一样，接着又跑到招生办，述说同样理由。招生办同志面带笑容宽慰我父亲道：现在中央已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政策多变，报纸上今天是一种说法，过段时间或许又是另一种说法，你自己先不要灰心，回过头也要劝你儿子不要想太多，鼓励他一门心思好好复习。父亲从招生办回来后才告知我这个消息，表面上看他是在劝我、安慰我、鼓励我，但看得出其实他内心比我还忐忑。真要感谢邓小平，果然在接下来的报名、考试、政审、录取过程中，招生办同志当时的话应验了，我个人感觉这条规定是给取消了。
1978年春节后的日子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时我的床头装有一只小的广播喇叭，每天清晨余姚人民广播站开播的《东方红》音乐声一响起，我就马上起床，用冷水洗把脸，开始自学。
那年夏天，我足不出户守在一个狭小、闷热的朝西屋子里，朝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天太热，吊桶井水降降温；蚊子多，穿双山袜防蚊咬；趴在桌上看书时间长了，两个手臂竟然长满了痱子，以至后来体检的时候，医生还以为我得了什么皮肤病。那段迎考的日子苦虽苦，可心里却非常的兴奋，感觉生活特别有奔头也特别充实。
1978年7月20、21、22日，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时间，我和一两百名考生在余姚中学的大会堂中度过了紧张、难忘的3天（其中22日下午是考外语，但不计入总分）。那个场面真可谓“壮观”：平时兼作室内体育场的大会堂，放置课桌和板凳后，俨然成了一个大试场。大试场又按容纳二三十名考生大小，划分成若干个小试场。当时正值高温季节，为保证考生能安心考试，每个小试场周围还放置冰块用来降温。虽说这么多考生同在一个考场，不过秩序却是出奇的好。
艰辛的努力终于换来成功的喜悦，8月29日起，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我的考分超出省重点线1.5分。得知高考成绩的那一刻，那种复杂的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觉得眼眶里热热的，想不流泪都不行。
高考分数上了重点线，录取不成问题。由于我各科成绩中，以化学成绩最好，于是第一志愿便填了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我还是基本保持着迎考时的生活节奏，自学复习期间没来得及看的数理化知识及人文知识，尽力填补自己的知识短缺。
1978年10月7日，我收到了浙江医科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被该校的药学系录取。之后的日子里，家里天天就像过节一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赶来祝贺。
10月14日，在悄悄留下了那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历后，我带着“毛选五卷”及其他规定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在父亲的陪伴下第一次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到浙江医科大学报到。
如果说我和我的同学曾经是被耽误的一代，那么走进大学校园的我们无疑是幸运的：学习生活上每个月有助学金，遇特殊情况还可以申请困难补助，生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当时国家对我们这些大学生特别照顾，只要我们好好学习，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那时的我们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各种知识。记得在随后的学习生涯里，有几年夏天，学校后勤处在操场边的大树上挂起了不少灯泡，供同学们晚自习用。虽然比起闷热的教室凉快多了，可也因此经受了大批蚊子的骚扰，但大家的学习兴致依然不减。
有些事情经历过后会很快忘记，但有些事情一旦经历便会终生难忘。高考对我来说虽已过去40年了，但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回望一九七八，总会给自己带来满满的正能量：爱拼才会赢！人生不仅仅是一次高考，无论高歌还是低吟，都应该努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和希望。抓住机遇，即能完善人生；把握希望，可以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