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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虹（余姚基层委）
从1965年进浙江文艺学校，到2006年从余姚市艺术剧院退休，我在戏剧界度过了四十年的艺术人生。岁月荏苒，转眼已年逾古稀，安逸宁静的退休生活，常使我回忆起四十载的艺海生涯，一些印象深刻的场景，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1965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准备高考时，余姚一中（现为余姚中学）党支部书记熊达找我谈话。说根据周恩来总理“越剧要发展男女合演，要演出现代戏”的指示，学校已收到县文教局的文件，要从中学里选拔几位合格的男生，充实到余姚县越剧团担任男演员，逐步从女子越剧向男女合演的方向发展。问我愿不愿意去当越剧男演员？如果愿意，这几天就要到宁波面试，由省越剧界的表演艺术家任考官。通过的话，就成为县越剧团的正式男演员，并保送到浙江文艺学校培训，一切费用由县越剧团负担，培训后回剧团工作。
我母亲是个越剧迷，在五十年代经常带我去龙山北麓的戏院看戏。舞台上旦角的妩媚、小生的英俊，及悦耳动听的唱腔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也逐渐地迷上了戏曲艺术。有一件可笑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56年时，新的龙山剧院在龙山南麓龙泉寺旁建成。它虽然比邬家道地的老戏院大了不少，但建筑仍然简陋，西边（即现在的龙山公园大门口）只用竹篱笆当围墙。我发现了这个“漏洞”，经常在读书之余偷偷地溜到那里，用双手把宽不到二寸的竹条一根一根用力向上掀起，制造出一个能钻身进剧场的小洞，去看“白戏”。时间一长，这个秘密终于被剧院发现。当我再欲“免费观摩”时，被他们逮个正着。因我当时年纪不大，只有十一、二岁，够不上扭送派出所的条件，一个二十岁出头叫“阿五”的年轻职工，在办公室里“认真”地教育一下就把我放掉了。后来我进了剧团，彼此是兄弟单位，我才知道他叫邬根华，“阿五”是他的绰号，因家中排行第五而得名。1998年，姚剧团、越剧团、龙山剧院合并成立余姚市艺术剧院，我和刚退休的“阿五”成了同事，我与他谈及这件哭笑不得的往事，引得他和周围的同事哈哈大笑。
读高中时，我的艺术爱好并未受学业紧张而减退。那时，我扮演过歌剧《白毛女》中的大春和越剧小戏《彩虹》中叛徒胡标。我也爱唱歌和跳舞，是学校出了名的文艺骨干。所以这次招收男演员，熊达书记自然想到了我。而我呢，一则喜爱，二则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50年代初，我父亲在上海开了三间门面的绸布店，不久患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无法继续经营生意，只得关掉店铺回老家休养，此后再没工作。一大家子11口人中，有家庭主妇的母亲、兄弟姐妹8人，还有祖母。全家只有两个姐姐和大哥在工作，五个兄弟姐妹还在上学，生活的重担全靠姐姐和大哥负担，困难和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上大学，愿意去宁波应试，争取成为一名越剧男演员。
几天之后，我去宁波面试，主考官都是浙江省越剧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轮到我时，我走上舞台，在乐队老师的伴奏下，带着感情唱了一段《彩虹》中胡标的选段“雨过天晴不是春……”。在姚桂芳老师的指导下，让我做几个形体动作，让我从最低音唱到最高音，听听我的音域有多宽，嗓音有多高。最后主考老师还问我一些喜欢不喜欢当男演员之类的话等。大多数考生也是这个过程，不会唱越剧，就用歌来代替。
当年七月份，余姚越剧团的一位副团长带着浙江艺校的录取通知书来我家。告诉我已录用为余姚越剧团的正式职工，要求我9月1日去艺校“越剧委培班”报到，学习一年，一切费用全由剧团支付……
浙江文艺学校是一座培养专业戏曲人才和群众艺术骨干为主的中等学府，坐落在西子湖畔的包淑山北麓。那个地方老杭州人叫松木场，那里古木参天、环境幽静。西边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黄龙洞”，东边是浙江昆剧团，往北不远处是杭州大学，往西两站公交车路程就是浙江大学，也是西湖著名景点“玉泉”的所在地。当时学校面积不大，但校内树木葱郁，十分精致。跨进学校大门，正面就是主体建筑，一幢四层高的中西结合的教育大楼。另外还有二幢练功房，一个实验剧场，几间钢琴房，一幢二层的行政楼等。我们进校时，学校共设五个班：越剧班、舞蹈班、音乐班、舞美班和我们越剧委培班。全校学生只有200多人，而教职员工也有100多人。
委培班共有48名学员。因排戏需要，其中六名是女生，像后来出名的浙越钱爱玉、杭州越剧院的蔡姬芬、慈溪越剧团的朱亚暖等。我们班的老师实力强大，有刚从浙越转业过来的省内著名越剧演员裘大官（著名“大面”兼老生）、钱鑫培（著名老生）、商芳臣（著名老生）、姚桂芳（著名小生）、丁秀花（著名小生）等，教旦角的张茵、王媛、周瑛都是省越剧界的著名花旦演员。教音乐的是周大风老师，他根据越剧音乐创作的《采茶舞曲》风靡全国，也是浙江歌舞团的王牌节目。教武功的有省京剧团、昆剧团的著名武生周振先等三位老师。
艺校的学习是艰辛的。每星期一到六，我们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开始自由吊嗓和练唱。此时校园内的各个角落都会响起“啊啊啊，咿咿咿”的吊嗓声和委婉悦耳的练唱声，以及音乐班学生的各种乐器的练习声。接下来的半小时是练功房内由老师指导监督下的“早基训”。内容是“拉顶”（双手撑地倒立，把双脚贴在墙面上）、“搁腿”、“踢腿”、“跑台步”等。练这些的目的是把脚部的韧带拉松，演起戏来身段动作好看，并且为练好“把子功”和“毯子功”打下扎实的基础。那年我已经20岁了，“早基训”真可谓是“八十岁学跌打”，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为了对剧团有好的交代，也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有好的开端，我还是咬咬牙坚持下来，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早餐后，接下来就上正式课。我们的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有音乐理论课、唱腔课、身段课、表演课、练功课，其中尤以唱腔课、表演课、练功课最为重视。而表演课又分表演理论知识课和表演实践课，练功课分“把子功”和“毯子功”。我因为年纪较大，又是高中毕业生，理解能力相对较强，对英语、唱腔、身段、表演等学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把子功”中练刀、枪、棍、棒也能勉强对付。但“虎跳”、“飞腿”、“旋子”、“扑虎”、“抢背”、“前滚翻”、“后滚翻”等“毯子功”就感到非常吃力，尽管自己也作过努力，但总体成绩还是稍逊大部分同学。
艺校的生活也是多彩的。那时候，我们的伙食非常丰富，主食有米饭、馒头、肉包子、花卷、面条等，不限量，吃饱为止。“下饭”基本上是一荤一素，加一碗汤。奇怪的是，我们“委培班”的学生还有一项其他班级没有的“特殊福利”，那就是早中餐间、中晚餐间学校会给我们发点心，如白煮蛋、肉包子、鲜牛奶、蛋糕、酥饼等等，甚至晚上组织我们进城看戏，回来也会发点吃的，这“一日六餐”的待遇在以后的生活中再也没有碰到过。我估计，学校考虑到我们是长身体的时候，为保证我们的健康成长，特意向各剧团收取了较高的委培费，其中包括了该项费用。我们当时练功的确很苦，需要补充热量和营养，所以也“来者不拒”。
学校的图书室，是我常去的地方。里面有关戏剧理论的书籍能提高我的艺术素养。因为我爱打乒乓球，初中时已经是国家三级运动员，我也经常与同学打乒乓球，这既锻炼身体，还增进了友谊。只要城区剧场有好的戏剧演出，学校总会组织我们去观摩，每次都是排着队步行去，步行回。校内的实验剧场，也经常有其他班的“彩排”和演出，所以晚上的娱乐生活可谓丰富多彩。星期天，老师偶尔还会带我们去西湖景区游览。我经常游览的地方是黄龙洞和玉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三姐和二哥都在杭州上大学，分别是浙医大和浙大，再加上我大姐就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因此姐弟四人经常在大姐家见面，偶尔也同游西湖、在外聚餐，享尽天伦之乐。这样的生活充满着欢乐，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1966年，“文革”运动将艺校的正常教学彻底摧毁。学校师生相继成立了许多造反战斗队，开始批斗学校领导和“反动艺术权威”。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我们委培班的学生都提前回到各自剧团，我也在1966年8月初回到余姚越剧团。“文革”期间，余姚的三个文艺团体——越剧团、姚剧团、曲艺队也早进入了停演闹革命的状态，宣布撤销姚剧团、越剧团、曲艺队建制，成立了共有41人组成的“余姚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被列入其中，而大部分的演职员则分配到各行各业。文宣队成立后，主要工作是配合形势，排练革命歌舞节目（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拳头伸伸，脚蹬蹬”），以及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偶尔还排练拥军文艺节目。1976年11月，余姚文宣队正式改名余姚姚剧团。从此我从越剧男演员起步正式成为姚剧男演员。
1981年11月，我还被任命为业务副团长兼艺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卸去副团长后，我专心从事导演工作。在1985年10月份举办的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上，我执导的姚剧近代历史剧《强盗与尼姑》受到广泛好评。当我听到《强盗与尼姑》获奖时，真是百感交集，那种激动、喜悦的成就感、自豪感齐涌心头。姚剧团作为地方性小剧种的县市级剧团，能在强手如林的省级重大赛事中摘得多项桂冠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强》剧的获奖也是姚剧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
1991年10月，《强盗与尼姑》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邀请在京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演出。1991年10月1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持召开了《强盗与尼姑》的剧目评论会，《人民日报》等二十几家媒体相继发表了有关姚剧团晋京演出的评论文章。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联播》节目也播放了《强盗与尼姑》剧演出的新闻，大大提高了姚剧团，乃至余姚市的知名度。我也因饰演杀害秋瑾、王金发的主谋章介眉获表演奖。随后不久，我被评为国家一级导演，并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导演学会会员。
20多年导演生涯中，我一共排演了近30部戏。其中《沙场泪》获省第三届戏剧节导演二等奖，《野杨梅》获省第四届戏剧节导演奖，《传孙楼》获省现代戏调演导演二等奖，《鸡公山风情》获省第六届戏剧节优秀导演奖，《女儿大了，桃花开了》（与人合作）获省第九届戏剧节导演奖，《母亲》（与人合作）获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优秀导演奖。导演的剧目尚有《兰花女》、《真龙假太子》等多个作品，获国家“五个一工程”提名奖，省“五个一工程”奖。
2006年3月份，我正式退休。但我仍旧为余姚戏剧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参加创作剧目的讨论，在青年职员的业务考核中担当评委，担当姚剧研究会名誉理事，及余姚戏剧家协会顾问。当然自己的老本行也没有丢，前不久我还为姚剧团复排了大小清装戏《天要落雨娘要嫁》。我想，只要我活着，那颗挚爱戏剧事业的心永远不会停止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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