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益民
我的故乡在江苏溧阳县，小时候在溧阳只度过12年时光。故乡是一个物产丰富，民风纯朴的地方，也是新四军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地区。1938年，陈毅元帅曾一度在那里建立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也是皖南事变时原来新四军准备从安徽撤退至苏北选择的途经地。我1955年离开故乡，至今已有60个年头。前几年，我与生活在杭州的大姐、二哥说起老家还有一座爷爷奶奶的坟，一直没去祭扫过，大家的心里多了些许思念和遗憾。乡情开始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袭来，时间已过去50多年，不知现在这座坟墓还在否？
2013年清明时节，我和二哥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青瓦白墙的家屋、绿意浓浓的菜园、上学途经的街巷以及邻居家的阿姆早已物否人非，但黄昏暮色里匆匆行走的街人，近身飘过的吴侬软语的乡音却陌生里透着熟稔，带着莫名的心安，一夜好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了早点，按计划先到清安派出所询问，负责的片儿警是姓王的警官。我们简略地向他说明了来溧阳的目的：一是找人，二是找坟。他询问我们要找的人的名字，我们说要找的人叫戴富华，是大山下村人，年纪已有一百多岁，抗日战争时我们曾逃难到他家，临时住过一段日子，不知现在他家里还有其他人否？王警官随手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大山下村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村支书，电话里回答说，老人已不在，他的儿子一家还住在村里。听到此消息，我们欣喜不已，心里原有的担心和疑虑顿时消除了。王警官也被我们的故乡情结所感动，热情地说：我送你们过去！
约二十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大山下村。村支书了解我们的来历后，便带我们向村里走去，并远远地朝村里喊：洪林，你家有人来找啦！没多久，一位60多岁模样的妇女走到村口，她带着疑惑的神色打量着我们，断断续续地问：“你，你们是？”，“我们是从杭州来的”我们急忙回应道。她听了我们的回答后仅迟疑了短短3秒钟便迅速反应过来说：“你们是常老太爷家的人吧？”我们急忙说：“是的，是的。”想不到我们这次要找的人就这么顺利地找到了！于是，我们向王警官和村支书道了谢，便跟着她向她的家里走去。
进了家，她一面用当地农村最典型和隆重接待客人的方式——每人3只水煮蛋招待我们，一面就主动说起了老坟的事。她说前几年，村里整顿坟地，原来零散的坟墓都要迁移，当时他们曾为此特地到杭州寻找我们，但因地址不详，没能找到。当时他们就在村中集体墓地要了一个空穴，把老坟中的遗骨移放在那个空穴中，但没有墓碑，是在等我们去处理。她还一再说起，每年清明都把我家的祖坟与他们父母的坟一起祭扫，并相信我们一定会来的。听了她的诉说，我们被他们的尽心和纯朴所深深感动。随后，我们到新的墓穴地看了看，想不到年代久远的故乡寻访竟如此顺利。第二年清明，我们如约去了十多个人，完成了迁坟、立碑、扫墓，也与坟亲全家人热热闹闹相聚了一次。为了表达对戴家的感激之情，我特意在宁波鼓楼书画社订制了一块镶框字画，带去送给他们。上面写道：
勤劳淳朴家风好，
厚德处事品位高，
五十余载虽相隔，
信义情怀长闪耀。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旅馆，忽然接到王警官的电话，说他对我们上午对他讲的事情很有感触和想法，特地约了一位溧阳日报的记者，晚上来采访，我们想能与家乡的人多唠叨些往事也机会难得，就欣然答应了下来。
晚饭后，王警官陪着一名溧阳日报的专栏记者找到我们住的宾馆，在一番寒暄后，我们就把小时候听父母亲说起过不少抗战时期与家里有关的事情细说起来：
上世纪民国时期，我祖父手上经营着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旅店——大华饭店。1938年日军进入溧阳，饭店被日军放火全部烧毁，全家人逃往乡下姑姑家时遭土匪半夜登船抢劫，捋去不少财物。到姑姑家住了一个多月时，又遭几名土匪翻墙进来抢劫。我家已从一个原来还算殷实的人家变得贫困交加，连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
1940年，父亲急想回家看看家中情况，不料被日本宪兵误认为是新四军的地方民兵，押解至当时的日军地方司令部所在地金坛县关了起来。据父亲说，当时一同与他被关在房子里有八、九个人，每天只有吃一餐仅能点点饥的冷粥剩饭，有时甚至一天也没有吃，他记得当时有一个给监狱倒马桶的人不时地在倒好的马桶里，放一些用荷叶裹着的剩饭锅巴带进来，大家就分点吃吃。事后才知道，一同关押的人中是有新四军游击队的人，因此才有外面的同志设法送冷饭进来。我父亲由于被日军关押长达70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历近半年才得以基本康复。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支新四军部队经溧阳往江北转移，在我家里住有十多个战士，还有一位连长，名叫陈文熙，与我父母同是浙江绍兴人，异地碰到老乡，颇感亲切，他们住了几天，准备出发前夜，母亲连夜为他们赶做了一晚的麦糊烧，当作第二天行军路上的干粮。临别时连长深情的对我母亲说：“大嫂，今天说不上什么时候才有饭吃，可能就靠这些麦糊烧了，我代表大家谢谢你了。”同时，他说他的父亲过段时间，要从绍兴出来去江北，委托我父亲能帮助他的父亲经溧阳去江北，我父亲也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连长父亲从绍兴到溧阳后，我父亲作为当地浙江同乡会的管事，帮助他筹措了路费，帮他买了船票送过了江。为此，陈文熙连长后来不时来信与我家保持着联系和一份珍贵的友谊。解放后，他又赴朝参战，还从前线寄来作为胜利的纪念品——从俘获美军身上得来的一片像帆布样厚实的“尼龙防弹衣”和一块手帕大小的降落伞布。抗美援朝结束后，陈文熙连长成了驻北京某部师部保卫科的科长，后来我家从溧阳先后迁居镇江、杭州，也就失去了联系。
这时，记者问起我们这次寻访到大山下村的历史缘由，又打开了另一个话匣子。
早在1935年我爷爷去世时，我父亲就在大山下村戴家山地用50块银元买了一块坟地，把坟做在那里，从此，也就结下了这门坟亲。后来到抗日战争时期，有时日军来扫荡，我们家临时就到戴家逃难居住，所以，两家的关系已超出一般的坟亲关系，成为很好的亲戚朋友，他家有人进城我家也就成了他们最好的歇脚地。而且还有一个革命小故事：听我母亲说，抗日时期，有一天戴富华（我们小时称他富华伯伯）来到我家，要我家帮他买几把雨伞，我母亲问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他伸出四个手指，说是老四要的（意思是新四军要的）。而戴富华是个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善言语，我父亲把买来的雨伞交给他时，一面关照他如果遇到岗哨盘问怎么回答应付，一面陪他出了城。我家是1955年夏天离开溧阳迁往镇江的，临行前几天，我父亲带着我和二哥还特地到他家告别。此后，就很少有联系。
另外，我们还向记者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有关一个大地主与陈毅间的事情。
我们问记者：“溧阳解放前有一个知名的开明大地主叫李学书知道吗？”他说：“知道，知道，他的口碑在溧阳很好”。我们向他介绍说，据我们父亲说，有一次他到无锡、上海去办事，李学书曾让他代买两副皮手套。后来才知道，他是把皮手套作为结婚礼物，送给陈毅和张茜的。当时曾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可能现在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史料记载的。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设在溧阳水西村时，陈毅确有一段时间就住在一个叫安中里的李学书的家里，并在那段时间里与张茜结婚。
听了我们的讲述，记者十分兴奋，后来在溧阳日报上把我们介绍的事情专门编撰了一篇特稿登载，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