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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章—— 宁波国际学习交流第一人[2015年第1期(总第154期)] 
 
2015-03-24
 

 

 

■   吴蓓萌

 

    吴元章(1912年—2004年),出生宁波慈溪县城。(父亲吴莲艇是慈城保黎医院首任院长)。1939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在上海加入中华医学会为永久会员。1940年春,回宁波继承其父亲吴莲艇创办的天生医院,兼任浙海关关医,成为第一个中国人执行宁波港的卫生检疫工作,达11年之久。1947年,任宁波防痨协会理事和总干事。1948年,任中华医学会鄞县分会理事长。

   1951年,吴元章率先响应政务院“关于社会开业医师参加国家公立机构”的号召,停办了已有28年初具规模的天生医院,受任华美医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宁波第二医院院长。

   1956年,吴元章调任市卫生局副局长。1959年起任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宁波市分会副理事长、会长、名誉会长、“宁波医学”顾问。

   1953年,他加入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农工民主党,历任委员、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

   1983年10月,吴元章任宁波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专职副主任;1988年5月任宁波市政协第九届专职副主席。

    1991年,国务院授予他“为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努力进修、老当益壮”八个字是吴老的座右铭,是他一辈子工作的缩影。吴老的一生,为国家、为人民,为宁波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也让自已欣慰的事情。

    一、毋忘国耻,印证细菌战罪恶行径

   1952年4月9日晚上,一架美机突然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一批毛虫、蝴蝶、蜻蜓、棉花、鸡毛等物。当时吴老任市第二医院院长,负责毒虫、毒物的检验工作。他受市卫生局的委托立即编写了《防疫常识》小册子,共发行3.2万本,并在《宁波大众》上全文发表,得以广泛宣传。他还主持上课,建立培养27个队540人组成的防疫灭菌队。为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细菌战的罪恶,他到报社查阅解放前的《时事公报》关于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在市区开明街上空投下了携带跳蚤的玉米穗和麦糠等,以致三天后鼠疫蔓延的往事,回想当时虽然天生医院和宁波医界同仁一起极尽全力地抢救,但由于医术和医疗设备有限,最终酿成死难者106人,烧毁疫区房屋252间的惨案。于是将开明街鼠疫场罪行的真人真事整理成文,供宁波市越剧团编排活报剧《新仇旧恨》在城乡巡回演出,以激发群众反对细菌战争,积极投入爱国卫生运动。

   1956年,吴老任市卫生局副局长。为编写宁波市十年卫生工作“送瘟神”斗争胜利的历程,他又对鼠疫史作了调查,走访幸存者、知情人、开明讲堂负责人、原华美医院药房主任、当年围筑开明街疫区隔离墙的当事人、消毒队副队长、医师等,调查核实日军投毒日期、死亡人数及对焚毁区房舍的是非评价,并参考远东国际法庭上日本战犯口供,最终,吴老与黄可泰合著《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一文,于1992年7月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5周年之际刊登于宁波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载入宁波地方志。并于1997年10月接受了英国广播电视台(BBC)关于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的采访。1998年7月与“日本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森正孝和藤本合写的日文版在日本出版。从1940年10月参与反日军细菌战抢救开明街鼠疫患者开始,和以后长达40余年的多方查找论证,吴老不辞辛劳的坚持,终于把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在宁波犯下的惨无人道罪恶行径呈现在我们眼前,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史料,受到了海内外医学界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关注。

   二、国际学术交流

    1966年底“文革”在卫生系统展开,吴老受冲击背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三次抄家,家内一片狼籍,住屋过半被占,晚上席地卧,老伴遭隔离审查,家门口贴着大字报。单位里剥夺行医资格在医院里做杂工,去市环卫处拉着垃圾车走街串巷收集垃圾。1969年进市“斗、批、改干校”,白天劳动,晚上挨批斗。在一次公共体育场全市性大批斗时,他是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与市党政领导一起挨斗,挂着黑牌游街示众。十多年来身处逆境不堪回首。

    1979年11月,年逾古稀的吴老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恢复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原职,继而又收到了代表中国医学会出席澳大利亚第六届医学大会的邀请——澳方唯一邀请的中国代表,也成为了宁波市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宁波市志》记载:1981年2月12日至18日,中华医学会宁波分会会长吴元章主任医师代表中华医学会首次应邀出席澳大利亚第六届医学大会并作学习报告。

    这张邀请函,是对吴老40多年来为医疗卫生事业作出贡献的肯定,更是对他在“文革”时背有的罪名的彻底洗刷。

    这张函笺,是全国唯一的名额。古稀的吴老,心里不轻松,此行孤身一人,没有翻译,没有同行,还必须在全世界瞩目的大会上用英语解释一个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状况及回答同行们的提问。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杭州、奉化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搜集资料并制作幻灯片,废寝忘食地撰写“赤脚医师和合作医疗”、“中草医”、“宁波的妇儿保健工作在进行中”三篇英文医学论文;夜以继日地拍摄照片、自制幻灯片;不知疲倦地练习英语口语(毕竟从1939年大学毕业后,40多年没讲英语)。

    1981年农历正月初二的早晨,吴老带上精心准备的演讲稿、资料和对家人的依恋,独自踏上远去澳大利亚的征程。80年代的出国远没有现在便捷,从宁波到目的地整整用了五天的时间。疲惫和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一到旅馆见到欢迎贺卡上用中文写的“澳洲朋友热情欢迎吴医生,我们很切望来听您演说”,当地报纸预告“这次大会令人瞩目的是:中华医学会代表将在澳大利亚第一次公开作学术报告,内容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孤身的他心绪万千。澳大利亚总督在医学大会开幕典礼上亲临致词,吴老第一个发言,用沉稳流利的英语作关于赤脚医生的学术报告,赢得如潮掌声。这个极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赤脚医生是上世纪70年代崛起的新生力量,在缺医少药的农村作用不可低估。针对不少与会代表对中医中药持有怀疑态度的情况,吴老在大会上还作了《中草药和中西医结合》的专题报告,解答提问。并以《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为题解释了我国推行新育儿法、提倡晚婚、避孕节育等情况。当地报纸两次刊登了吴老的照片,并以显著地位、醒目标题、较大篇幅刊出了他的发言稿。大会还举行隆重的中澳两国医学会互赠纪念品仪式,以志两国医学会学术交流正式启动。医学大会主席麦拉·汤姆生高度评价吴老的报告,他说中国经验也适合澳大利亚,他们得向中国学习,把澳洲的草药用以防治疾病。

    吴老曾在笔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医学大会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并对中国代表另眼相看?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不仅使人民获得温饱,而且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成就可喜。

    三、“上医医未病”,防治于未然

    从1956年起,吴元章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卫生宣传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医学科学的落后,痛在病人的身上,急在我们医务人员的心里”,这句话象暮鼓晨钟那样不断地敲打着吴老在科普工作者的行列中努力跟上。他清楚地知道新的医学知识在不断地取代旧的医学知识,知识陈旧的周期越来越短。人可以老化,但医生的知识应与时俱进,医务人员一定要不断地更新自已的业务知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以减轻病人的痛苦。于是,他通过对医学科普工作的研究,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要求自已要象“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那样埋头苦干,“勿使春花秋月等闲度”,绝不做“庸医杀人”。对于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医学科普知识”也可以成为他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前车之鉴,加速医学知识更新的进程,提高医技,避免重蹈复辙,贻害病人。为开展科普工作,他自已总结:

    1、“洋为中用”:由于自已水平低,为充实科普作品的内容和提高质量,借助于国外的最近医学书刊,从原版中挑选一些切合实用的资料加以介绍。

    2、“见缝插针”:尽量利用适当场合在发言时插入几句科普宣传。

    3、“有的放矢”:对待不同的人群,比如中小学生、赤脚医生、工人、农民,不同的场合,如工厂、田间、车间、商场,不同的时期,如欢度春节话饮食等,要有的放矢加以分析和讨论,注意科普宣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4、“顺手牵羊”:把科普这一业余工作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每当我到医院或相关单位联系工作时,我会留心技术革新和科研方面的成果,及时地拍成照片、写成文章在相关的杂志、报纸上进行报道介绍,予以推广。

     5、“求谏纳谏”:为不断提高自已的科普创作水平,多利用机会向别人求教。例如,赤脚医生小丛书《为什么?》和《吸烟有害》小册子出版后,我就自已或请有关部门搜集各方面的反映,起到什么作用?见到那些效果?今后可以据此而“亡羊补牢”和“来者可追”。

    总之,近半个世纪来,吴老坚持不懈地在医卫科普工作中,通过自已言传身教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吴老不仅做好自己份内工作,还协助处理市除四害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编写红十字卫生员训练教材《防疫常识》,培训防疫灭菌队伍,设置卫生宣传橱——监制介绍除四害、防治疾病经验的电动模型,举办卫生展览等。主编了1957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医学著作《农村卫生工作者手册》。

    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各地不时发生一些突发性疑难杂病,他受省卫生厅和宁波专署卫生局委任,带领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专家和内科医师、检验医师等10余人,用流行病学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赴舟山15个公社对先后发生原因不明的咳嗽和哮喘的1688个病例进行调治和防治,解开了这种哮喘之谜。从舟山回宁波,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医师和化验师们赴鄞县大嵩乡和黄古林乡防治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和“特发性肝病”,及镇海的大矸防治儿童走路不稳、容易跌倒的“共济失调症”。

    1971年,他重操医师旧业,先做防疫保健工作,深入到与医院挂钩的工厂,复查鉴定传染性肝炎病人,开办肝炎病疗养所,并定期查房。并去各工厂会诊疑难杂症,调查职业病,普查妇女病等。

    1973年,他鉴于全国各种医学杂志因“文革”被迫停刊后尚未复刊,造成医学资料匮乏,医学信息闭塞的情况,从为提高全市医疗技术水平和“洋为中用”的愿望出发,倡议并主编《医学文摘》,为此多次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挑选国外近期医学资料,请全市高年资医师翻译,他仔细审校持续8年(共出15期)之久。

    1976年,他兼任《国外医学参考资料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国外医学老年医学分册》和浙江省《生活与健康》报等的编辑,以及接受《国外医学参考资料心血管疾病分册》、《国外医学儿科学分册》和《自然杂志》的约稿,不断为《宁波日报》、《生活与健康》报及《宁波卫生报》等撰写科普《中老年保健十问》、《中老年病的十个信号》等文章,并出版《老年人生活和老年病防治》一书。他经常劝诫医务人员,为提高医疗质量,必须重视知识更新,以至他耄耋之年仍然翻阅新的国内外资料、著书撰文。

    2002年,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授予他“对医学事业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资深会员”称号。

    吴元章先生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给医药卫生科普事业,用自已的智慧和艰辛为患者解除病苦、恢复健康,实现了他的“不为良相为良医”的初衷。吴老从事医卫工作50载,直至“春蚕到死丝方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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