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宁波市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市政协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宁波市委员会名誉主委吴元章同志因病于2004年9月21日逝世。为了追悼这位长期工作在我市防疫第一线的有突出贡献的医学专家，本刊特转载《宁波晚报》三江月副刊的《长缨缚恶魔——吴元章反细菌战活动追记》。
为了了解吴元章参与反细菌战的事迹，1993年3月的一天，我去吴老家里采访。
他仍然住在江北原天生医院留下的居室里。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虽然已经显得陈旧，却被他与夫人胡重瑛收拾得干干净净。两间过道改作书房和会客室，被一字摆开的书架挤去了一半，再加上几把旧式沙发，就显得狭窄了。墙壁上贴着毛泽东1950年书写的“努力进修，老当益壮”的复印条幅，向来访者提示了主人的志趣。
话题很快转到1991年他与宁波市医科所所长黄可泰合作的侵华日军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史实调查。
吴元章当即去房间里取出那年他接待的三位日本来访者的名片，他们是“侵华日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的成员。他们于1991年8月12日来到宁波调查，听取了宁波学者的调查资料介绍，考察了1940年开明街鼠疫区遗址，查阅了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在吴元章、黄可泰等人的帮助下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于14日离去。
谈到这次开明街鼠疫区的调查，吴老欣慰地说：他后来在《参考消息》里看到，经过日本反细菌战研究人员的努力，日方承认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曾用飞机向中国的滨海城市投过两次细菌弹，所传播的淋腺鼠疫至少使400名中国人丧生。证实1940年10月27日，在上海以南的港口城市宁波发起细菌袭击时，日军军用飞机投下了携带跳蚤的玉米穗和麦糠。三天后，中国医生发现突然有淋巴腺鼠疫蔓延，最终有103人死去，为了控制鼠疫蔓延，在那次空袭一个月之后，烧毁了宁波一居民区200多所房子。
这与吴老再次参与调查的《1940年宁波鼠疫区史实》的结论基本相符。不过，据查证从10月30日到12月2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开明街一带有名有姓的死难者共106人而不是103人；烧毁疫区房屋是民房115户，店铺137间。吴老参与的调查还澄清了以前各种资料论述不一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日军投毒日期是10月22日还是27日？吴老等把幸存者钱贵法和倪维熊的回忆与1940年10月28日《宁波时事公报》的消息报道相印证，确认是10月27日。因为《时事公报》只有28日与27日有日机袭击的报道。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一说93人，多数资料97人，也有说103人。经过这次查证，有名有姓者共106人。
第三个问题是，对焚毁地区房舍的是非评价。从流行病防治和当时的防疫技术条件判断，当年所采取的隔病、消毒、预防注射处置是及时的，得当的。至于焚毁疫区乃是迫不得已的“壮士断腕”之举。至于当局对焚毁疫区善后不善，引起疫区人民的愤慨也是理所当然的。
吴元章等人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向日本调查团介绍自己多年来的调查情况，他说，为了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双方有责任把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使用细菌战屠杀宁波市无辜人民的滔天罪行如实地告诉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孙。这之后吴老继续收集有关资料。计有方印华余麟合写的在宁波日报连载的《宁波细菌战》，徐绍全编写的发表在《宁波师范学报》的《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以及《宁波市文物保护单位简介》中的《开明街鼠疫遗址》。
吴老不顾年事已高，为了核实当时对第一例鼠疫患者的化验结果，走访了原华美医院药房主任李志良和年已九旬的老工程师胡永生。为了核实死亡人数，他走访了76岁的戚信荣。戚信荣参加过当年开明街区隔离墙和掩埋鼠疫死亡者。弄清了死亡者名单比棺材数多2人的真相。原来当时死亡者暴增，棺材供应不上，偶尔便把个子小的两人合用一具棺材。
吴老对1940年鼠疫史实的调查，从1952年算起足足经历了40多年的漫长岁月。1952年4月9日晚上，一架美机突然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一批毛虫、蝴蝶、蜻蜓、棉花、鸡毛等物。这与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一架日机从慈溪观海卫窜入城区上空洒下大量面粉、麦粒，两天后就有人染疫发病的情景十分相似。这立即引起大家的警觉，当夜就有2万余人紧急出动扑灭敌机洒下的遗留物。
那时吴老任市第二医院院长，负责毒虫、毒物的检验工作。他受市卫生局的委托编写了《防疫常识》，印发了12万册，在《宁波大众》上全文发表广为宣传。他还主持上课，培训了27个队540人的防疫灭菌队。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细菌的罪恶，他把收集到的1940年开明街鼠疫场的史料整理成文，宁波市越剧团根据他提供的资料编排活报剧《新仇旧恨》在城乡巡回演出。
1958年7月，吴老为编写宁波市十年卫生工作“送瘟神”斗争的胜利，又对鼠疫史作了调查。这次他访问了幸存者钱贵法和开明讲堂负责人金体鎔。金体鎔告诉吴老，1940年10月间有架敌机飞到市区开明街附近投下了谷子和麦子一类东西，还夹有传单诱称：“救济中国难民。”几天后便有好几个人因患高热和呼吸困难而死亡。当时华美医院把一个16岁男病孩的腹股沟淋巴结液和静脉血液接种到天竺鼠的腹腔内，获得了纯培养鼠疫杆菌，确诊为鼠疫。
钱贵法告诉吴老，那时他感染了鼠疫，亲眼看到许多人死去。更可恶的是当局为了省事把没有死的人也当作死人放进棺材。他就险些被放进棺材里去，幸亏他睁开了眼睛才得以幸免。
吴老不止一次地对好友孙金铭医师说:“趁你现在还健在，赶快把宁波1940年发生鼠疫的史实写成文章。因为你当时是主治医师。”到了1984年10月《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里，终于刊出了孙金铭和倪维熊合写的《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宁波鼠疫的发生和经过》,留下了第一手资料。
交谈中吴老常常提到，他之所以由一个不问政治者转变为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和管理的人；他之所以由一个坐诊就医者转变为面向工农、送医上门的医生，这得益于党的培养，接触了政治活动，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尤其是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同时，他出身于名医世家，从小就受到了父亲关于“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和“宁人负我，我毋负人”的家训熏陶，这对于他的为人和医德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1992年市政协宁波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风雨见真情》专辑里，吴老发表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回忆录。回忆录写道：“忆往昔，想未来，从今而后，在前进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和困难，我坚决始终如一，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近代史所清楚地证明了的。”这就是印证。
（据 2004年10月16日《宁波晚报》 作者：如竹）
